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基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间互动模式及其结果。当下，该秩序正在经历新一轮由兴转衰的历史演变过程。如果这一秩序因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固有特征和全球宏观条件的周期性恶化而衰退频发，则终将走向自由主义思想的对立面并彻底终结。

　　自由主义思潮源起于欧美资产阶级的持续壮大及其市场经济的快速的提升，随后又极大地反作用于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活动。在不同历史阶段，自由主义思想的关注对象与核心问题因时而异。早期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由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坚实奠基，由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扬光大，他们以近乎革命式的热情搭建了“个体权利至高无上+分权政治天然正义+自由市场必定繁荣”这一思想框架，打破了国王和贵族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地位。欧美国家借此实现了生产力快速地发展，并于19世纪中叶出现对外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高潮。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乃至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开始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对较为原始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进行反思和修正。比如，约翰·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国家权力挽救“自由市场失灵”的作用。罗伯特·基欧汉等国际关系学者则以其对相互依赖的科学论证和对国际机制的极力推崇，大大促进了国际政治合作的理论可行性。在长期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环境中，更为细腻和规范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思想在西方国家应运而生。

　　尽管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对象和政策主张不断演进，但其人性观、世界观、方法论等核心理念在各个时期均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自由主义者坚信“人性本善”，至少“人性有倾向于合作的成分”，因此人类个体才能自组织为国家和社会；基于如此人性，无论出于自然形成抑或人为设计，世界必是整体秩序一直在优化、个体幸福一直在升级的进步之所，至少在秩序和幸福被破坏时，人类会依据合作理性将自身发展调整恢复至进步轨道；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个人或国家之间均可以且应该开展道德性的、规则性的、理想性的政治经济合作。

　　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冷战结束后至2017年之前主导西方国际秩序的主流思想，这一历史现象主要由自由主义思想的两种进步作用与美国对外战略一同推动形成。

　　首先，自由主义在一定阶段内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给西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欧美大国一直处在高压对抗与巨量消耗状态，政治对经济的压制已濒临极限，各国民众均渴望通过全球化等自由主义方式加速资源的快速流动与优化配置，回到正常状态社会生产，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热战与冷战的对抗中，西方各国军事科技均取得重要突破，大量军用技术有待转化为民用技术并服务于资本增值。因此，西方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自由市场与宽松秩序。

　　其次，自由主义在一定阶段内符合现代化生活要求。现代化进程的本质是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不断从“少数人”向“多数人”输送的过程。比如，18、19世纪欧洲的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从极少数国王和贵族流向人数更多的资产阶级。在20世纪长期的国际对抗下，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被迫集中，冷战结束后，其一度放缓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自由主义的进步史观与此耦合并强有助益。

　　最后，美国的对外战略需要以合作理性进行道德包装。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建立了符合美国利益的霸权秩序。但是，以强制力方式支撑霸权的成本过高。为迅速跨过“奥古斯都门槛”，培养和强化其他几个国家服务美国的内驱动力，以较低成本维持本国霸权地位，美国大肆渲染自由主义思想中推崇道德、规则与合作的一面，并将本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话语规则霸凌、地理政治学野心、金融科技垄断均包装为大公无私的国际贡献与良性合作。这在客观上既提升了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国际合法地位，也一度巩固了美国霸权地位。

　　然而，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英国脱欧为标志，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开始急转直下，走向衰落。一方面，欧美国家内部身份政治兴起，社会思潮混乱，分配机制失灵，民众对自由主义的生活和发展方式普遍产生怀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中大国政治再兴，现实主义回潮，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上升的趋势被打断。这一国际秩序演变趋势主要源自三种变化。

　　一是西方资产阶级正在走向现代化生活的反面。在以革命、改革和对外战争等方式推翻国王和贵族的统治后，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确实被人数更多的资产阶级分享。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资产阶级具有现代性尺度下的历史进步性。然而，当资产阶级垄断政治经济资源后，却因崇拜无限增值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拒绝引导资源继续下沉，未能造福更广大的社会民众。如此，西方资产阶级便在事实上站在了现代化生活的对立面。在财富两极分化、社会撕裂加剧、民粹主义严重的现实比对下，自由主义包装在西方国家内部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

　　二是美国科学技术创新速度与产业化进程正在放缓。作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维护者和受益者，美国为自由主义思想提供物质基础的能力正在下降。一方面是由于资本力量为求缩短盈利周期，愈发倾向于投资娱乐、金融等快进快出行业，耕耘周期较长的基础科学研究进步速度缓慢。另一方面是因为有限的科学技术创新主要由高校、研究机构主导，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差距较大，科研项目更多沦为数学模型，成为自娱自乐的游戏。因此，美国由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利益增量空间严重缩水进而被迫转向与全世界争夺利益存量，致使国际社会戾气大增，合作氛围遭到破坏，自由主义思潮顿歇。从这一角度讲，中美竞争只是美国与全世界竞争的组成部分，绝非美国对外竞争关系的全貌。

　　三是全球治理赤字客观上要求国家权力“回归”。经过冷战后近30年的快速的提升，全世界内涌现出大量非国家主体没有办法解决的治理难题。比如，环保政策协调、各类难民安置、粮食能源危机等，个人、企业或国际组织均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有力应对。然而，受主权条件约束，国家出面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便意味着政治、安全、意识形态等权力要素的地位自然上升，国家要以“秩序”解决“自由”遗留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各种秩序设想之间的冲突。国家权力“回归”也许不是解决全球治理赤字的最佳方案，却是当前政治条件下人类的必然选择。自由主义思想所提倡的基于国际机制形成的全球合作进程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西方国家推崇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能否复兴和延续，主要根据资产阶级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其垄断财富的本能冲动，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战略关注转向创造利益增量，以及全球治理赤字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缓解。自由主义思想只有对生产力发展、现代化生活与国际合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才有机会为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注入生命活力；反之，则只能沦为西方国家并不合体的“皇帝新衣”。尽管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本轮衰退或将因某些政策调整在未来某一时刻峰回路转，但若因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固有弊端与全球宏观环境的周期性恶化，该秩序在更长周期内衰退频率过高、恢复耗时过久，则终将因“休止符”连点成线而走向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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